法不孤起，待缘而起。印光大师一生弘化，与许多居士大德的护持协助分不开。大师公开弘法肇始于高鹤年居士携四论以登佛学丛报，而光大于徐蔚如居士汇编刻印印光法师文钞。徐居士在印祖的弘法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综述徐蔚如居士与印光大师交往的因缘，探讨他为何对大师如此崇仰，又从大师那里得到什么教益。徐蔚如（1878——1937），名文霨，字蔚如，号藏一。其家为浙西世家，世世奉佛，到徐蔚如这一代时已是十世奉佛。其曾祖云鹤公七十归田，专心净业。临终之前，预知时至，提前一日沐浴剃发。步履如常，至时泊然坐逝。其弟文橘（木字旁换成王字旁）也能自起沐浴，合掌趺坐，念佛而逝。由于这样的家学渊源，所以笃信佛法。由于家中所藏佛经很多，到二十岁时，已略知整个佛法的部类。

一、归仰大师刻印文钞

徐蔚如最信服的两个人，一个是杨仁山居士，一个是印光大师。1914年，于佛学丛报读印光大师之文，钦仰不置。到处打听印光大师的消息。民国五年，闻人述杨仁山居士自课为“教宗贤首，行在弥陀”八字，为发猛醒。依此八字探究，始觉渐有轨辙可循。自是以后，日有定课。虽未曾见杨仁山居士，但自署为私淑弟子。并以普贤行愿品偈每日清晨跪诵一遍，每愿一拜。同年夏，在上海向狄楚青居士探问印光大师踪迹。时狄居士接到周孟由居士来函，也是探问印光大师情况的。

丁巳春，省亲至沪，拟赴普陀山拜访印光大师，乞授归戒。以家属卧病中止。不过从张云雷居士那儿得知永嘉周孟由居士已去拜访大师。本年，得印光大师与其友三封书信，印行五千本送人，题曰《印光法师信稿》。（三信为给邓秉钧（二封）、邓秉权（一封），即《增广文钞》中致邓伯诚、邓新安之信件。）年底又从周孟由居士那里得到印光大师一批文稿，并着手刻印。他在给周孟由居士的回信中说：“窃谓自杨居士西归后，当世具正知见，莫过印师。如所云‘以研究大乘经论开圆顿解为先导，信愿持名求生西方为正行。’实为不刊之论。蒙寄示印师著述，名言精理，语语根据大教，与从上祖师，如出一冶。不禁为之五体投地，而感荷法施，同无既极也。各稿拟即用官堆纸或粉连毛边纸排印。以公同好。现正觅人缮录排次。其亲笔信八纸，业已录出。原函仍应由尊处珍藏。特先寄缴。此公事迹，蔚实茫然，先生能略述见示否？”（《海潮音》徐文蔚复某居士书）其敬仰之情，可见一斑。

戊午（民国七年）仲春（二月），徐居士将历年搜集所得印光大师文二十二篇，印于北京，书名《印光法师文钞》，排印五百本。他在谨案中说：“印光法师，法名圣量，别号常惭愧，陕之郃阳人。驻锡普陀法雨寺二十余载。严净毗尼，贯通宗教，笃志净业，自度度他，凡所为文，皆从性海中自在流出，而仍无一语无来历。前年上海佛学丛报中著录其数篇，即署名常惭者是也。今先以历年搜求所得汇印成册，以饷当世。海内缁素倘藏有法师手稿，乞录寄北京宣武门外老墙根十七号徐宅，俾得赓续印行。幸甚。戊午仲春藏一附识。”（民国七年《印光法师文钞》）

戊午三月下旬，徐居士持三十本所印《印光法师文钞》至普陀山拜访印光大师，并求归依，大师令归依谛闲法师。又将大师其它稿子，一并要去。拟欲将已印未印一并编辑刻印。

《印光法师文钞》的出版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如王幼农居士虽知蔚如已刻，仍欲为刻。五月，蔚如所印文钞，有人持至安徽迎江寺，监院竺庵师，给印祖来信言欲刻板，并要其余底稿。自徐居士刻印大师文钞之后，不断增广至民国十四年后形成《增广印光法师文钞》，以致于现在的三大编文钞，流通海内，度生无穷，徐居士慧眼识真，肇始之功，功不可没。

己未（民国八年），徐居士仲秋（八月），徐蔚如居士又将搜集到的师文三十八篇，印为《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将上年所出文钞作初编，初、续编一起流通。他在附识中说：“戊午岁排印印师文钞，旋谒师于普陀，获稿颇多，并承知友录稿见寄。一字一句，皆末法中应病良药也。友人展转借抄，或迷所往，遂多佚失，至为可惜。亟以录存各稿汇为续编如右。尚有借出之稿，仍当次第索还印入第三编，以饷同志。己未仲秋浙西徐文蔚附识。”（民国八年《印光法师文钞》（初编一卷、续编一卷））

己未冬，徐居士母亲西逝，回上海办理丧事。南方缁素索阅《印光法师文钞》者很多，因此，与商务印书馆商议重付排印，以广流通。徐居士跋中说：“复经张君云雷，广为征集。并霨续搜之稿，共增三十四篇。由周孟由，朱赤萌，黄幼希三君。合初续两编，按类编次。详为校勘，较前两次所印尤完善矣。”这就是民国九年十二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印光法师文钞》。此后，大师就亲自料理文钞的排印流通直到《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定稿。二、刊刻大藏随时咨询

民国七年，徐蔚如居士与梅光羲、蒋维乔、江味农等创立了北京刻经处，徐居士负责佛经的校刊。从此以后，主要事业转向刻印流通佛经，这一是遵循母亲之命，二是效杨仁山居士芳踪。在校刻佛经过程中遇到问题，随时向印光大师请教。谨举数例：

民国七年，将所刻《随自意三昧》寄给印光大师，大师见错讹甚多，加以修治。寄给徐，徐居士十分赞叹，立即决定重刻，并请大师作序。

己未（民国八年）春，印光大师对徐言及曾校订晋译华严经，徐发心修版。因取印光大师底本，及宋、元、丽、南、北、清六藏对阅。用心十分辛勤。校完后转给印光大师，大师乃作《普贤行愿品校勘记》，与经在江北刻经处一起刻印流通。

徐居士拟刻从东洋请回的“十一面疏”和“观经嘉祥大师义疏”，经请印光大师校订鉴定，判断为后人伪托之作。

到天津工作后，徐蔚如又创天津刻经处，刻印律藏，但由于“律藏不许未受戒者看”，因此对校刻律藏有疑虑，向印光大师请教，大师开示：“但无上不明远理，只据近迹。及欲知佛法中机密之事，拟欲假充比丘等过。则放心安意，校正流通。其功德无量无边，何须过虑。然须缄默，不可以律中文相，对无知无识之人宣说。及泛泛然录之于寻常文集中，以启无知人妄造口业之衅。”

民国十一年，刻印印光大师校订的往生论注，并请大师作序。三、终成弟子业熟生西

徐蔚如虽遵印祖之命，归依谛闲老法师，但心目中无疑以印祖为师父。而印祖也随时给予教诲，无异于师父。

如印祖闻徐居士母亲西逝，即致书慰问开导：“祈节哀念佛，以企莲品转高，无生速证为事。断不可过为悲伤，以致彼此无益也。光忝蒙不弃，得预友伦。财法俱贫，将何为礼。亦只可朝暮礼诵时，为太夫人回向菩提，以尽方外友谊而已。”接徐居士手书，并哀启后，又回信开示：“至于七中，及一切时，一切事，俱宜以念佛为主，何但丧期。以现今僧多懒惰，诵经则不会者多，而又其快如流，会而不熟，亦不能随念。纵有数十人，念者无几。唯念佛，则除非不发心，决无不能念之弊。又纵不肯念，一句佛号，入耳经心，亦自利益不浅。此光绝不提倡作余道场之所以也。人当临终，唯同声念佛为有益。若识心未去，沐浴举哀等，大有所妨。是以修净业人，须于平日，与眷属说其所以，庶不至误用亲爱。若过量大人，出格高士，正不必惧其被此牵挂耳。良由彼福德深厚，当秽业已灭，净境现前时。即在此时，其所见所闻，已非此间景象矣。太夫人盖非常流，固不得以常格律之。其往生可必，其品位当不在中下。然佛法宏旷，唯成佛方可歇手。欲决得往生，正不妨恳切念佛，常行追荐。即佛经所谓虽知罪性本空，而常悔先罪，不说已得清净。莲池谓年中常须追荐先亡，不得谓已得解脱，遂不举行耳。须知念佛诵经，虽曰荐亲。实为现前眷属亲知，开心地，种善根。及所有荐亲功德，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以广大自他存亡之心量，以消灭自他存亡之执碍耳。至于不主于诚，唯以奢华张罗夸耀于人。则所谓以亲丧作闹热，非人子所宜为也。”（增广文钞卷二与徐蔚如居士书三）

徐居士叔父去世，转世为小伽蓝神，其弟欲作功德以增进品位，徐居士就此向印祖请教，印祖回信开示：“若按实理为令叔计，当令其子于净土法门，极诚栽培，为之回向，以祈谢神道之旧职，入极乐之佛国。所言培植功德，当以开人智识者为第一。现今增广文钞已经排完，尚未结收。以候寿康宝鉴排毕，即止续入付印耳。现已有四百二十页，尚未能定其实数。大字每部须八角上下，以前年大士颂尚三角四，只有二百十页，此多一倍。而近来战事纷纭，纸价愈涨。令弟若肯任若干自己施送。俾一切阅者，知往生净土之所以然。以此功德，为其父作往生之券。加以至诚，必可如愿。是为最有利益真实功德。”（三编卷三复徐蔚如居士书）

民国十七年徐居士给印祖来函说：“前欲皈依，师令皈依谛公，十年以来，心中终觉不慰，仍祈许以皈依。”大师回信说：“汝决欲皈依，即此便可，至于法名，仍用谛公法名，又何必另取乎。”这样徐居士终于满了归依印祖之愿。

民国二十六年，日寇侵占华北，徐居士与天津佛教居士筹办难民妇孺临时收容所，收救难民。不久净业成熟，往生净土，享年六十。印祖为撰《徐蔚如居士西归颂》，表彰其一生行业。　

更新于：4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