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年夏历七月廿六日，印光大师为料理刻经事，下普陀山去扬州。这次主要是刻印《法华入疏》和木刻《印光法师文钞》。七月二十九到达上海，去有正书局打听高鹤年居士的消息。八月十一日到南京访同乡王幼农居士，王居士当时在作赈灾方面的事务。第二天刘圆照、魏梅荪等来访。魏梅荪表示：佛法某也相信，佛也肯念，师之文钞也看过，就是吃不来素。大师开示说：富贵人习气难忘，君欲吃素，祈熟读光《文钞》中南浔放生池疏，当数数读，自不能吃肉食矣。

九月初五，大师由扬州回到上海。友人邀大师去杭州，由杭州再回上海。尤惜阴、张云雷、丁福保等居士与大师商议，希望大师出面提倡，排印缩小本德《安士全书》，向全国流通，以挽回劫运。大师表示赞同。大家立即分头行动。尤惜阴居士极力料理，特出广告，普劝印施。大师计划打四付纸板，印二三十万部。让全国二千四十一县之各要机关，及各要人，都能看到《安士全书》。尤惜阴的朋友刘木士跟尤惜阴的心愿相同，计划请南洋相识的富商各出资助印。半归南洋新加坡，槟榔屿（菲律宾），荷兰施送。南洋各岛中学校，以《欲海回狂》，作修身教科书。半于祖国施送，令彼各各培植本生国界。

关于缩小排印《安士全书》，罗鸿涛居士在《记丁居士谈印公法师琐事》有如下记载：

丁居士之与印公，最初仅有書函之往返。及其晤面，已在印公发心印行安土全书之时。印公以丁居士经营出版业，故以估价排印事相委托。其时物价尚低。印全书一部，需费银币一元。及以所估价相告，印公即谓可先印五千部。丁居土骇然。以印公破衣草履，衣单箫条，不似囊有余蓄者。乃转告印局，先印一千部。其意以为即使印公不能付此数，则此一千元，由伊独立供养可耳。然不及五六日，印公又来告，嘱增印五千部。丁居士又转告印局，增印千部。如此者不及一月，印公之印数，已达三五万部。丁居士怪之，偶访印公于太平寺。才谈数语。有闽人之供职于海军部者，来见师，志诚顶礼。印公为之称述安土全书之佳妙，谓其有功于世道人心。倘肯附印，功德无量。其人连称愿意。即自怀中出支票簿，立掣票币一千元以为助。（此数在今日言之，自属微乎其微。不知若以物价指数计之，其数至少在二千万元以上矣。）丁居土于此，始知印公感召力之伟大。乃晓然于印公之一印三五万部，为可能之事。初非有丝毫之夸张存乎其间也。

大师为人，丝毫不苟取，尤不敢作欺因瞒果之事。故檀施之所入，一经指定作何用途，决不肯有所更易。而自身之所需，决不分文染指于其间。罗文又记载：

迨印书告一段落，印公将回普陀。临行前，往辞丁居士，告以归期。且请备银币二元，以作盘川。丁居士愿意供养五元，请其不必归还。印公不可。仅受二元。且言定于到寺后二三日内，设法汇还。丁居士漫应之。及行期已届，丁居士忽有事欲与印公面商，乃赴其所乘之轮船，遍寻全船，自大菜间房舱以至统舱，未见其人。其后始于炉子间附近。发见印公，地位既极狭隘，空气又极燥热。他人皆望而以为苦，独印公取其价廉，倨处其间，夷然自得。丁居士匆匆与之商谈讫。逐离船而别。后三五日，即接印公来函，并汇还其所借之款。印公之不苟小节，一至于此。是可称已！又观其箫然就道。舱位简陋，又乏侍从。此种作风，除弘公老律师，与相彷彿外。渺难再见。

大师在上海商议好缩小排印《安士全书》的办法后，到九月廿四日才回到法雨。回山以后就忙着订正《安士全书》等事。大师在给高鹤年居士的信中说：自回山至今，了无闲暇。光订正安士全书，（以缩板有图，及目次等各项，另行排一样子。）次则校对安士全书。又有扬州欲海回狂，万善先资，及印光文钞，并格言联璧等，不时寄来校对，兼复往来信札。夜不能用目，日间直无暇时。幸三宝加被，目尚能成天用，为万幸事也。末法众生，多多皆是不知因果。佛经深奥，看亦不能领会，故成今日之现象。光常曰，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转凡成圣之大权也。当今之世，不将因果昌明，而欲世道太平，佛法兴隆，不可得也。当然大师也给高居士寄了通告办法，请他帮忙提倡。

关于安士全书的募印情况，大师在给魏梅荪居士的信中作了介绍：安士书，已募三万四千余部，亦可暂了愚愿。季直先生，许于后来从事，实为莫大功德，迟早固无二致也。现今兵祸将作，战云弥布。尤惜阴居士，已于直隶，奉天，京，津，鲁，汴各报，报告军界中人，令来函请安士书，以期消灭劫祸。其所任书，原系通交本人施送。幸施省之居士任五千部，自己只要一千，余四千令随便结缘。光先欲各省督军，省长各送一百。唯陕省长任一千，浙督五百，省长一百，不再送，则尚有余裕。惜阴，以战祸将作，拟急所急，尽此数处军界中散。又有惜阴一百，光约五六百，并刘一百，黄二百，及光三四友人，共千余，亦可凑二千余部。以此六千余部，拟为消灭战祸之具。倘佛天加被，或可于冥冥中为之转移。纵光无德难感通，亦可减其酷烈。

总之，当时《安士全书》总共流通了十多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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