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与对话略谈中国佛教发展的开放性

董群

比利时物理家普利高津提出过著名的耗散结构论,其中提到这样的看法:一个系统必须是开放的,和外界存在着能量、物质和信息等要素的交换,这种交换是该系统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到有序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这种理论对于我们今天总结中国佛教发展的经验教训,发展中国佛教,建设世界性的佛教,也是有方法论的意义的,把中国佛教如果看作一个文化系统,那么,这个系统也必须尊重开放性原则的,不断和系统所处的环境中的各种文化资源进行交流,唯有开放,才能发展,封闭的系统,和外部环境不发生能量、信息等要素的交换,最终只能走向死寂。事实上,开放性,也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宝贵经验,本文就对这种经验作一简要的揭示,欲以此观照今日中国佛教的发展。

上篇:历史上中国佛教的开放性发展

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印度佛教是一种异质文化,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轻视异质文化的传统,即以外邦文化为夷文化,视之低于夏文化,孔子、孟子,都有这种看法,佛教被视为夷文化之列。但是,正是在这一歧视性的文化观的基础上,印度佛教在中国能够生根、成长、发展,原因之一,佛教文化的传播者们坚持和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交流,以取得本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没有这一点,要发展中国佛教是难以想象的。1583年,意大利人罗明坚(P.MichelRuggirri)和利玛窦(P.MatthoeusRicci)在中国南方居留,此可以视为基督教传人中国之始,但明清时期的基督教没有能够达到如佛教般的与中国文化的相互沟通和理解的程度,以至于传教士在1722年被赶出中国,这是当时的基督教本身的封闭性使然,因此,中国佛教的这种开放性是值得重视的。

对话和沟通。中国佛教对话的对象,主要是儒学(教)和道家、道教,中国文化史上的三教关系史,就是佛教和儒道二教的对话史。缘于对佛教知识的缺失及本土文化观念的制约,此二教对于佛教有诸多不解或误解之处,比如说,对佛教经典的有不解之处。因为,依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有“至实不华,至辞不饰”(《理惑论》)之说,佛经以万卷计,佛言以亿数,有人以为,佛经肯定是“烦而不要”的。对僧伽制度也有不解之处,僧人出家,就有专门的制度,要削发,要披僧衣,要独身,但儒家《孝经》中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之语,佛教是否和孝道有冲突?“今沙门剃头,何其违圣人之语,不合孝子也?”(同上)儒家认为,人生之福莫大于子孙满堂,人生的不孝无过于无后,“沙门弃妻子,捐财货,或终身不娶,何其违福孝之行也?”(同上)历史上,这类因不解而提出的批评经常出现,当然也有因宗教利益冲突而对佛教的抨击和漫骂,顾欢、韩愈都曾这样对待过佛教。佛教需要和其他文化之间的对话,尤其在佛教传人中国的初期,更是需要,《理惑论》就是这种对话的最早的文本之一。有人对于佛教经典不理解,牟子解释说,“江海所以异于行潦者,以其深广也;五岳所以异于丘陵者,以其市大也。”(同上)此喻所明之理,稍有悟性者,都能自了。至于儒家的孝道,儒家本身也有权变之说,齐人乘船渡江,其父落水,其子救上父亲,颠倒头脚,使水从口出,父命得苏。牟子认为,一般情况下,颠倒其父,是不孝之大,但此时此事正是大孝。泰伯短发文身,孔子称其为至德,牟子解释说,“苟有大德,不拘于小。”(同上)这种对话贯穿中国佛教发展的全过程,在明代,佛教与基督教之间也有新的对话。由此不懈的解释、对话,才有可能取得不同文化间的理解。

理解。事实证明,这种理解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一方面,是本土文化对于佛教的理解。东晋时郗超作过《奉法要》,对佛教的基本教义,介绍得既通俗而简明,可以看出他对佛教的理解达到了很深的层次。当然,人们对佛教的理解不只表现为对佛教的教义部分,还表现为对于佛教与其他文化其他的关系,佛教的社会作用的理解。晋朝文学家孙绰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内外之名耳。”(《喻道论》)内学外教有其不同的社会作用,“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同上)儒道二教的发展离不开佛教,同样,佛教的发展也离不开儒道二教,或者说,儒教就是佛教,佛教就是儒教,道教就是佛教,佛教就是道教。儒道二教对于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有其积极作用,但佛教的作用是根本性的。南朝的颜之推认为,佛教和儒教,本来就是一体化的,只是有深浅的不同,佛教的教义和儒教思想也是相通的,“内典初门,设五种之禁,与外书仁义五常符同。”(《归心篇》)仁体现的,就是五戒不杀生的意义,义体现的,是不偷盗的意义,礼体现的,是不邪淫的意义,智体现的,是不饮酒的意义,信体现的,是不妄语的意义。韩愈是对佛教进行激烈抨击的一位儒教文化的代表,他认为,不事生产的佛教徒(以及道教徒)占用了社会的生活资源,是造成资源紧张的重要原因:“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一家,而食粟之家六,工之一家,而用器之家六,贾之一家,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原道》)言辞之烈,亘古未有,但柳宗元同为儒教思想家,他对韩愈的看法就不以为然,他主张,佛教的许多思想是和儒道相符的,他批评韩愈对于佛教是“忿其外而遗其中。”“知石而不知韫玉。”(《送僧浩初序》)这种对佛教的理解代表着一种理性的态度。

另一方面,是佛教对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理解。在经典的翻译中,早期译经,有许多是直接运用了传统文化中已有的概念,比如译涅檠为无为,译无常为非常,译真如为本无,译禅定为守一。在对佛教观念的解释过程中,中国佛教也采用过格义的方法,就是对佛教教义、概念的理解,用儒道两教的概念、思想去比附、解释。这虽然显得有些机械,但却真实地显示出中国佛教和中国本土文化沟通的诚意。更为高明的沟通,是融合本土文化人中国佛教思想之中,这其实也就是佛教的中国化。康僧会用儒教的仁政说组织其佛教思想,以此为原则,而编《六度集经》,禅宗的出现则标志佛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已经达到了高度融通的地步。道安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高僧传·道安传》)的观点,反映出道安对于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的深刻理解。

发展。在对话、沟通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上,中国佛教一步步地发展起来,这期间大致可以分为两期,以唐为界,前期,通过译经、传教、思想交流,至唐代发展出中国佛教各宗派,后期,通过传教、编藏等活动,继续保持佛教发展的生命力。特别是编藏,一方面体现出佛教发展的系统性和规范性,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也是朝代发展是否强盛的一种标志。但经过几朝发展的保持,佛教确实是渐趋衰落了,到清末民国初的中国佛教,更是不能和唐宋佛教相提并论的了。衰落的一个标志,是从佛学思想的创造性方面来探讨的,隋唐时期有各种系统的宗派的出现,唐代之后,绝大多数宗派没有得到完整的承续及同规模的发展,只有禅宗和净土二家保持,其他宗派,有的断脉,有的以“宗学”的形式存在。衰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佛教系统所处的环境不能为佛教提供新的文化因素,佛教从系统环境中交流的信息越来越少。也就是说,佛教衰落的背景是中国文化整体的衰退。

下篇:新的对话

由此历史资源,可以观照今天的中国佛教如何发展。太虚大师面对民国佛教的颓势,提出过重建中国佛学的设想,使中国佛学“成为适应现在世界的佛学。”“成为世界性的佛学。”(《中国佛学·中国佛学之重建》)所谓适应现在世界,所指的是佛教的现代化问题,使佛教适应现代社会。所谓世界性的佛学,是指使佛教成为世界性的宗教,佛教走出国门,不只成为中国的佛教,也要走向世界,成为全球性的佛教,成为全世界人的精神资源。这种佛教的重建思路,涉及到的一个基本问题也就是佛教的开放性问题,是对历史经验的运用。要成为现代化的宗教,必须和现代社会的各种文化进行沟通、交流和对话;要成为全球性的佛教,则要和世界诸种思想文化进行对话。这个思路,现在仍有其积极的意义。

我们现在讨论问题的基点是针对当代大陆汉地佛教而言的,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是如何建设适应现代社会的中国佛教,二是女口何使中国佛教走向世界。

建设适应当代社会的中国佛教,不能离开现实的社会、人生,也就是说,不能断绝和现代社会的沟通。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方向,是要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于建设精神文明的工程,佛教是大有贡献之处的,但我们常常听到人们对于佛教的误解,把佛教等同于算命、气功,甚至把佛教和社会上流行的某些新兴宗教或邪教等同起来。这说明,佛教和社会的沟通还不够,当然,责任不全在佛教,有些人恶意地利用佛教,损害佛教的形象。

当代中国佛教能够为社会做些什么?佛教最擅长的,是提升人的品质,在道德上使人成其为人,把人从物欲、钱欲、权欲、色欲等等恶的沉迷中解救出来,使人了知,人生有比金钱、美女、权势更为重要的追求,这就是觉悟、道德的完善。可以说,佛教是以精神文明为理想境界的,因此,佛教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相适应的,这种适应,突出地体现在佛教的伦理道德的社会作用方面。这一点,如果被世法所理解,所认同,当代佛教发展的基点就可以确定下来了。但从另一方面讲,佛教伦理作为一种文化资源,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资源,向当代社会展示的,就非常之少,这一作用急需加强。

建设世界性或全球性的佛教,这是东亚佛教共同的目标,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佛教团体,某一个佛教宗派,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佛教所能垄断或独立完成的。到目前为止,有些人,有些地区,有些宗派,向全球宣传佛教,和世界文化沟通的工作先走了一步,取得了一些成就。我们从网络中的佛教网站之众多,就可以看到这一点。21世纪,是佛教继续世界化的世纪,大陆汉地佛教不能坐失此良机,沟通和对话,只能加强,汉地佛教之“教界”和“学界”之间,应该继续加强对话;内学和外学之间,加强对话;地区之间的佛教,藏汉佛教之间、汉地佛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之间、大陆佛教和台港佛教之间,都有加强沟通的必要;东亚之间的佛教,中国和韩、日佛教之间,继续加强交流;中国佛教和世界文化之间,与天主教、新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之间,都应加强对话。国际间有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傅伟勋、杜维明分别代表佛教和儒教参加过这种对话,中国大陆佛教,特别是汉地佛教,应该关注并重视这种对话。这种沟通是建设全球性佛教的基本前提,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有必要召开专门性的东亚佛教会议,讨论21世纪佛教的全球化发展议题,这也就是对话的议题。

(作者董群:1961年生,东南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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