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思想史研究,作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范型在中国得以建构并逐步走向成熟,乃是20世纪整个学术史进程的重要成果之一。

20世纪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的新变化20世纪中国佛教思想史的研究约略可分为两大阶段四个时期。所谓两大阶段,即以40年代末50年代初为界,而第一大阶段中又以1937年抗战爆发为标志、第二大阶段中又以1978年新时期的到来为标志而各区分出两个相对较小的时期。如果说在第一大阶段的第一个时期以居士佛教的崛起为主因而在客观上开启了中国现代佛教研究的学术化进程,那么对它的真正回应却要到20世纪末的最后二十年,亦即在第二大阶段的第二个时期,中国佛学研究才以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方面的拓展而又一次呈现出繁荣兴盛的局面。这两个佛学研究繁兴期的出现客观上都与其相应的社会现实状况紧密相关:20世纪初,佛学研究得以肇兴的直接动因就是一批有识之士基于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和使命感,这种危机感和使命感既源自于民族危亡的紧迫现实,又激愤于自晚明以来整个中国佛教江河日下的颓败局势;而80年代以来,现实的宽松环境和新文化建设的迫切性,使中国的人文科学发展真正走上了规范化的道路,佛学研究也由此而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

从学术群体来看,由于各种特殊的机缘,20世纪中国佛教思想史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一种三大研究群体互动的构架:其一是来自僧伽界的僧人学者,如太虚、印顺、法尊、圆瑛、巨赞等一代高僧大德;其二是来自居士界的研究者,如欧阳竟无、吕澂、王恩洋、韩清净、周叔迦、唐大圆等居士;其三是来自学术界的研究者,如梁启超、胡适、汤用彤等名家。在学界,实际上还有由新儒家所开出的特殊一支,其典型代表便是熊十力与牟宗三。这一格局虽然从大体上说反映了现代佛教学术研究起步阶段的状况,但实际情况却要比这复杂得多。其中,不仅有各群体学术力量的消长、相互之间的交流或对立,更为重要的是,以外在身份为参照系的划分事实上也难于澄清各群体内部多元分化的生动态势,比如唐大圆居士追随太虚,就与同属居士界的内学院一支观点明显相左。因此,三大群体的划分只是相对的,但20世纪的佛教思想史研究,正是在这种多元的对话中掀开了新的篇章。

唯识学复兴是20世纪前半个世纪佛教文化复兴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唯识学研究则是前50年佛教思想研究的主要内容。

新儒家对佛学研究的介入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论题,关键是对它的评价该如何定位。我们认为,思想与学术是两个相关而并不完全相同的东西,因而像熊十力作为一个思想家,以其特有的胆识与胸襟融摄华梵、创构《新唯识论》时,应该肯定其毋庸置疑的价值,然就其新论作为学术性的佛学研究来说,则难免有一些偏颇臆解之处。真正能从新儒家的角度对佛学研究作出贡献的,是熊十力的弟子牟宗三。牟宗三的《佛性与船若》,新见迭出,充满了哲学的睿智。当然,牟宗三的研究事实上是基于他独特的存有论立场对中国佛教的再解释,许多分析和结论都带有六经注我的色彩,但从总体上说,牟著仍不失为是新儒家研究佛学、特别是研究天台学的力作之一。

20世纪下半叶内地佛教思想史研究的新特点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佛教思想史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建国之初,佛教界即发起创立了全国性的联合组织中国佛教协会,许多著名的高僧大德如圆瑛、虚云、能海、法尊、巨赞、周叔迦、吕澂、赵朴初等都参与了协会工作,协会创办的会刊《现代佛学》,成为僧俗两界探讨佛学问题的主要园地,吕澂、巨赞、周叔迦等人的一些颇有分量的论文都发表于此;因斯里兰卡佛教界的请求,学者们还为英文《佛教百科全书》撰写了330篇文稿并完成全部英译工作,其质量均堪称上乘。另一方面,学界则更面临着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重新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史的艰巨任务,由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首先对此作了有益的尝试;1962年,任继愈先生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首版发行,标志着中国以马克思主义方法来系统研究佛教思想史的基本成型;1964年,在***主席的指示下,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世界宗教研究所,内设佛教研究室,学界从此有了正式的佛教研究组织;在所内工作的朱谦之先生即于其时开始翻译日本著名学者忽滑谷快天的《禅学思想史》与《朝鲜禅教史》,以为进一步研究禅宗史的资料准备。总之,新中国成立以后,佛学研究无论在组织、人力,还是资料等方面的一些基础性工作都已有了新的起色。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良好的发展态势却被人为地中断了。十年***,佛教学术研究实际处于停滞状态。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到来,亦意味着佛教思想史研究的繁荣阶段的真正到来,其规模之大、研究领域之广、成果数量之多在本世纪均是空前的。

1.佛教思想通史的研究1979年,吕澂先生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和《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两部书出版,这是根据吕先生1961年受原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托举办的为期五年的佛学研究班的讲稿整理而成,代表了他中年以后的成熟观点,是内地佛教通史研究的首创之作,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1982年,汤用彤先生30年代的授课讲义《隋唐佛教史稿》经汤一介整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继《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之后汤先生的又一重要佛教学术著作。吕著和汤著,为新时期的佛教史研究确立了规模,树立了典范。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由任继愈主编,杜继文、杨曾文等人参与执笔的《中国佛教史》,作为国内有史以来最为浩大的佛教史研究项目,从1981起开始陆续推出,全书拟分八卷。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全面利用《藏经》、相关史书及考古文献所提供的资料,充分吸取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系统地论述了中国佛教在各个时期的发展状况及其与现实社会的互动,代表了当今中国学界佛教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以上著作都有相当多的篇幅论著佛教各阶段、各流派的教义、思想。从1980年开始,郭朋撰写了一系列佛教断代史著作,1994年经修订后,以《中国佛教思想史》为题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三卷共约139万字,是新时期由个人完成的篇幅最大的佛教通史,也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佛教史的又一重要成果,全书资料详实,观点鲜明,对学界影响颇大。此外,为适应教学的需要,一些简明扼要的佛教通史也有撰述,如杜继文主编,杨曾文、李冀成等人参与编写的《佛教史》,从世界视角按历史进程来叙述佛教的发展,展示了著者力图摆脱印度佛教中心论与汉地佛教中心论的全新立意;洪修平的《中国佛教文化历程》则在儒佛道三教关系的视角下,从佛教中国化的角度,系统论述了中国佛教的历史演进及其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密切关系。总之,各类通史的撰述目前基本已成系统,近期内根本性的突破可能性并不大。

宗派史的研究无疑以禅宗为主流。1986年葛兆光推出《禅宗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史的角度来探讨禅宗对文人士大夫的影响,反响较大。不过,葛著的价值与其说是在它的学术意义,还不如说是在它的社会影响,亦即它在客观上触发了当时禅宗热的流行。与此同时,新时期培养的一批博士,如洪修平、邢东风、魏道儒等人,则开始以禅宗研究作为他们博士论文的课题,陆续出版了一些高质量的学术专著。洪修平的博士论文《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从哲学史的角度研究了禅宗前史,认为从达摩禅到惠能禅的基本理路是般若实相说与楞伽心性论的融摄。邢东风的博士论文《禅悟之道》着重探讨了南宗禅的思想与实践。魏道儒的博士论文《宋代禅宗文化》论述了宋代禅宗的历史发展与理论演变,其重心是宗杲的看话禅、正觉的默照禅与契嵩的儒释融合理论。禅宗通史类的著作则有潘桂明的《中国禅宗思想历程》、杜继文与魏道儒合著的《中国禅宗通史》、洪修平的《中国禅学思想史纲》等。这些《通史》的著者力图摆脱灯录系统的束缚,以客观科学的方法来揭示禅史演进的本来面目,代表了当今学界禅宗研究的新动向,值得注意。此外还有葛兆光的《中国禅思想史》,从文献学的角度梳理了禅宗前史,要求重估北宗禅与荷泽禅的意义,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杨曾文的《唐五代禅宗史》从断代史的角度推进了禅史的研究;洪修平、孙亦平合著的《惠能评传》则通过对禅宗重要人物的系统研究而加深了对禅宗史与禅宗思想的把握。另外,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禅学丛书》现也已出版了两辑,第一辑(1992)以禅学与中国文化为主题,第二辑(1997)以禅学发展史为主题,共约近十部专著,其中如徐小跃的《禅与老庄》、洪修平与吴永和的《禅学与玄学》、张伯伟的《禅与诗学》等,都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与禅宗相比,其他佛教宗派的研究则显得相对贫乏。有关天台宗的专著,主要有潘桂明的《智衿来酚胪踔驹兜摹端纬跆焯ǚ鹧Э返取Ｅ酥悄壳肮谧詈玫奶焯ㄑёㄖ,该书资料详实,对智竦纳接胨枷攵甲髁吮冉舷昃〉穆凼,有不少独到的见解。王著初步分析了知礼的佛学思想及其时代特征,有一定的开拓意义。华严宗的研究专著有魏道儒的《中国华严宗通史》,密宗的研究专著有吕建福的《中国密教史》,两书的作者都是中青年学者,他们在前人尚未涉足的领域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不过,限于通史的体裁,有些问题还未能充分展开,还有不少课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唯识学方面,主要以玄奘研究的形式出了一些成果,如杨廷福的《玄奘论集》与《玄奘年谱》、田光烈的《玄奘哲学研究》等。三论宗方面则有杨永泉的《三论宗源流考》。其它宗派的研究就只有少量论文而已,比如对中国民众影响相当大的净土宗,就大约是由于被认为缺乏深邃丰富的哲理内涵而向为学者所忽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总之,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因素,宗派史研究有一种冷热不均的趋势,其不平衡性已成为目前佛教史研究难以向纵深层面拓展的重要障碍。

2.佛教思想专题研究早在新时期初期,任继愈、严北溟、方立天等学者就非常关注佛教思想的研究。严北溟的《中国佛教哲学简史》提纲挈领地对中国佛教哲学的发展及其特点作了概述,并抓住一个空字来说明佛教哲学的特征和它的核心所在,给人以很大的启发。方立天的《佛教哲学》则分专题,从宇宙论、本体论和认识论等几个方面对佛教哲学进行了总体探讨。方立天的另一本论文集《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也通过人物和思潮的研究,侧重于从哲学史的角度来分析当时佛教思想的演进。另外,姚为群的《佛教般若思想发展源流》,对佛教哲学的基础性理论般若思想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赖永海的《中国佛性论》以范畴为线索分析了晋宋以后佛性问题探讨的各个层面。值得注意的是,佛性论、心性论的探讨似已成为目前学界的一个理论热点,这可能部分源自于港台新儒家的促动,然而在层出不穷的相关专著和论文中,有分量的却并不是很多。其主要原因除了方法上的陈旧,关键还在于相关领域的研究严重滞后。难以想象,离开缘起论、修行论、解脱论等专题的探讨,离开对佛家整个范畴体系的分析,离开对中印整体文化背景的把握,心性论研究除了一些人云亦云的套语之外还会有更深维度的拓展。可见,不平衡性在这里也成为目前研究的主要问题。

3.佛教与中国文化及佛教与近代社会的研究80年代中期,在国内持续的文化热的影响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也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学界开始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并研究佛教,推出了一些相关的著述,方立天的《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著者论述了中国佛教的基本内容及其与中国政治、哲学、文学、艺术、民俗的关系,展示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中国佛教。陈兵的《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详细介绍了佛教的禅法理论及其与儒道气功养身、现代医学心理学的关系。孙昌武的《佛教与中国文学》则探讨了六朝以来佛教的文本形式与思想观念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总体来看,这方面的宏观研究较多,而微观深入的探讨相对缺乏,发展后劲似乎显得不足。由于对中国社会及传统文化之现代化的关注,近代佛教也成为新时期以来佛教思想研究的热点之一,而这种研究又往往落实在佛教与近代社会的关系上,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郭朋的《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李向平的《救世与救心:中国近代佛教复兴思潮研究》、麻天祥的《佛学与人生近代思想家的佛学思想》、高振农的《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和邓子美的《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等。这种从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中来研究佛教思想,又通过对佛教思想史的研究来关注社会发展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4.藏传佛教与因明学研究如前所述,20世纪藏传佛教的研究首先得力于法尊与吕澂这两位大师级人物的推动。解放以后,除上述两位先生继续活跃于该领域之外,其他如张建木、郭元兴、王森、王尧、王辅仁、李冀诚等诸学者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其中与思想史相关的主要有这样几个研究维度:首先是藏文文献的汉译,基本以因明学与佛教史籍为主,如法尊编译的《〈集量论〉略解》、张建木译出的多罗那它的《印度佛教史》、郭和卿译出的《佛教史大宝藏论》等,其它教理方面的译述则大多为零星散篇。其次是佛教史的研究,60年代初,王森先生撰写了一部藏传佛教史专著,时称《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作为内部材料流通于学界,1987年改名为《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王著利用汉藏文史料,吸收了前人与国外的相关成果,对藏传佛教的许多历史问题都作出了卓乎可成定论的考辨,影响极大。80年代初,王辅仁出版了《西藏佛教史略》,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述了藏传佛教的发展历史。再次是教理教义的研究。本来,除了吕澂在30年代撰著的《西藏佛学原论》、法尊对藏传中观学的研究这些经典名篇之外,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一个空白,但近年来,以宗喀巴思想研究为重点,也陆续有一些成果推出,王尧与褚俊杰合著的《宗喀巴评传》就是其中一部有代表性的专著,此书对宗喀巴中观思想的详尽论述,可谓集国内外相关研究之大成。班班多杰则先后推出了两部有思想通史性质的专著,《藏传佛教思想史纲》与《拈花微笑:藏传佛教哲学境界》,在国内率先启动了藏传佛教思想的系统研究。当然,这一领域的研究目前尚属草创阶段,有许多问题未及展开,有些评价还可进一步探讨,比如对觉囊派他空见的意义估价等。因明学一般被称为佛家逻辑,在中国有汉传、藏传两支。汉地所传为陈那早期的《正理门论》及其弟子商羯罗主的《人正理论》,藏地所传为陈那晚期的《集量论》与法称著名的因明七论,其中《量评释论》尤为见重于雪域。20世纪以来,吕澂、虞愚等学者都极为重视对因明学的研究,吕澂的《集量论释略抄》、《因明入正理论讲解》、虞愚的《因明学》、《印度逻辑》等,都是这方面的经典力作。1985年,沈剑英积多年研究推出了《因明学研究》一书,主要以《入论》与《因明大疏》为依据,系统清理了玄奘所传因明的基本理论构架。1994年,巫寿康的博士论文《〈因明正理门论〉研究》由三联书店出版,该书用现代数理逻辑的方法重新解析了《门论》的逻辑结构,找到了同品与异品的新定义,为解决这一千年聚讼纷纭的因明悬案提供了新途径,由于采用了符号逻辑方法,全书思路清晰,简洁明快,是该领域一部有突破性的力作。藏传因明方面,除上述吕澂、法尊、王森等人的研究外,当首推杨化群的《藏传因明学》,该书分著译两部分,著作部分三篇勾勒了藏传因明发展的基本情况,译作部分则是从藏文译出的包括《正理滴论》在内的五部因明学基本著作,杨著大致可以看作新时期相关领域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其他如史金波的《西夏佛教史略》、杨曾文主编的《当代佛教》等也都从不同的方面丰富了佛教思想史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