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佛学观点

蔡惠明

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字卓如,号任公,是近代着名的改良派学者。他学识渊博,涉猎广泛,曾潜心研究佛学。一九二二年,欧阳竟无居士在南京创办「支那内学院」,创讲「唯识抉择谈」,学人毕集,如熊十力、梁漱溟、汤用彤、陈铭枢、王恩洋、吕澂等均得列门墙。当时梁启超在东南大学授课,也随喜前往听讲,因病中辍,曾给欧阳竟无一信说:

「自怅缘浅,不克久侍,然两旬所受之熏,自信当一生受用不尽。」此後,他写了许多有关佛学的论文,见地卓正,深入浅出,颇受当时学林的重视。

梁启超在一八九五年与康有为等组织「政学会」,主张变法,由「公事上书」得到光绪皇帝的接受。一八九八年,岁次戊戌,光绪下诏变法,但仅「百日维新」就由於慈椿太后的反对,归於失败。谭嗣同等被处决,他和康有为出逃国外。在日本流亡时期,他研习佛学颇勤,曾赋诗以明志,诗云:

「十年以後当思我,

举世若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

海天辽濶立多时。」

这正是华严行愿的发挥。他自退出政治舞台後,在北京清华大学研究院任教,曾试图以心理学原着阐释佛教的「五蕴皆空」之义。由於早年受康有为的「大同害」舆谭嗣同的「仁学」的影响,他的佛学观点,偏重於华严的菩萨行与誓不成佛之旨,後来於华严、法相两宗契合,并脱颖而出。

在「论中国佛学之特色及其伟大」一文中,梁启超写道:

「第一,自唐以後,印度无佛学,其传皆在中国。……自玄奘西游,遍礼戒贤诸论师受法而归,於是千余年之心传,尽归於中国。

其二,诸国所传皆小乘,惟中国独传大乘。……当马鸣初兴时,而印度本教诸人中,固已纷纷集矢,谓大乘非佛说,故其派衍於外国者,无不贪乐偏义,谤毁圆乘。中国人之独受大乘,实中国国民文明程度较高於彼等之明证也。

第三,中国诸宗派,多由中国自创,非袭印度之唾余者。………故依华严以立教,实自杜顺、贤首、清凉、圭峰之徒始也。虽谓华严宗为中国首创焉可也。又如禅宗,虽云西土有二十八祖,但密之又密,舍前租舆後砠相印接之一刹那顷,无能知其渊源,其真伪固不易辨。……虽谓印度无稗宗焉可也。然则佛教有六祖始有禅宗,其犹耶教有路德始有布罗的士丹也。若夫天台三昧,止观法门,特创於智者大师,前无所考,旁无所受,此又其彰明较着者矣。

第四,中国之佛学以宗教而兼有哲学之长。……佛教本有宗教与哲学之两大方面,其证道之究竟也在觉悟。其入道之法门也在智慧。其修道之得力也在自力。中国人惟不蔽於迷信也,故所受者,多在其哲学之方面,而不在其宗教之方面。而佛教之哲学,又最足与中国原有之哲学相辅佐者也。」

这四个特色,恰如其份地概括了中国佛学的特点,是客观而中肯的。梁启超还试图从佛教中寻求改造社会的途径,他在「论佛教与群洽之关系」这篇论文中,高度评价佛教之信仰,认为有益於群冶。他精辟地提出这样六个观点:(一)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二)佛教之信仰乃兼善而非独善。(三)佛教之信仰乃乃人世而非厌世。(四)佛教之信仰乃无量而非有限。(五)佛教之信仰乃平等而非差别。(六)佛教之信仰乃自力而非他力。并作出结论说:

「佛学广矣大矣,深矣微矣,岂区区末学所能窥其万一?以佛耳听之,不知以此为赞佛语耶?抑谤佛语耶?虽然即曰谤佛,吾仍冀可以此为学佛之一法门+吾愿造是因,且为此南瞻部洲,有情家生,造是因。佛力无尽,我愿亦无尽。」

又一次体现了他的华严行愿的发挥。

在「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这一长篇着作中,梁启超深刻地分沂了佛出世时印度思想界混乱的形势,引「梵动经」所说将当时印度外道归纳为六十二见,八大类。就是:(一)常见论。主张世界及自我皆常存。(二)半常半无常论。主张一切现象都一部份常存一部分变灭。(三)有边无边论。专讨论世界有限无限之问题。(四)诡辩论。即不死矫乱论,对於一切问题都不下决定的解答,专为不可捉摸之说,故亦号捕鳗论。以上四类皆就现世立论,故谓之「本劫本见」。分属此四类者凡十八家。(五)无因论。主张一切现象皆偶然发生,无因果关系。(六)死後有想无想论。专讨论死後意识是否存在及作何状态等种种问题。(七)断见论。主张死後灭断。(八)现法涅槃论。主张现在为最高理想境界。以上四类,皆就未来立论,故谓之「末劫末见」,分属此四类者凡四十四家。在如此混乱复杂的思想形势之中,佛教异军突起,独树一帜,鹤立溪群,使六卜二见黯然失色。他写道:

「一般多以为佛教为谈玄家。其实不然。释迦是一位最注重实践的人。……释迦说法并不是谈空说,有闹着玩。他是一位忠实的临床医生,专讲对症下药。凡一切理论『非梵行本,不趣智、不趣涅槃者,一向不说』(『箭喻经』)。……释迦唯一的月的在替家生治病,但决不是靠圣水来冶,决不是靠汤头歌诀来治。而是以实际医学为基础。经过严密的考察、分析与批评,然後确定治病方针。不惟如此,他要把这种学识传给病人,令他们会病前预防,病中对洽、病後疗养。把自己的本身的力量培养发展用来铲除自己的病根。就这一点而论,释迦很有些像康德,一面提倡实践哲学,一面提倡批评哲学,所以也可以名佛教为‘哲学的宗教』。”

梁启超还认为:气佛教的宇宙观,完全以人生问题为中心。……佛教哲学的出发点,非哲学的而是科学的,非演绎的而是归纳的。』

接着,他叙述了原始佛教教理纲要,从如实知见(诸法实相)、因缘观、十二因缘,业与轮廻,直谈到三法印以及解脱、涅槃,不仅发挥恰到好处,而且如数家珍。最後他还揭示了佛教的修养方法:(;智慧的修养。佛教是理智的宗教,在科学上有它的立塲,但却不能认为它是主知主义派哲学。佛所谓智慧者,谓对於一切「世间」能为正当之价值判断,根据这种判断更进求向上的理想。二;意志的修养。有消极积极两方面:消极方面主要破除我执、制御意志。积极方面是以欲制欲(杂阿含三十五),以勇猛、精进、不退转磨练、和激励意志。(三)感情的修养。万法以慈悲为本。慈谓与人同喜,悲谓与人同忧。佛以破除假我故,实现物我同体的境界。所有苦乐,悉同身受。

梁启超在此文的最後提到「涅槃的境界」,他说:

「涅槃到底是什么境界呢?佛每说到涅槃,总说是现法中自证自知自实现。我们既未自证自现,当然一个字也说不上来。依训诂家所解释,大概是绝对清凉无热恼,绝对安定无破坏。绝对平等无差别,绝对自由无系缚的一种境界。实相毕竟如何?我便不敢插嘴了。但我们所能知道:安住涅槃,不必定要抛离尘俗。佛在菩提树下已经得着涅槃,然而还说四十九年的法,不厌不倦,这便是涅槃与世法不相妨的绝大凭据。」

从以上所引资料可以看到,梁启超从华严性海,法相识湏的大乘教义中,阐发了「发菩提心」、「行菩萨行」的义理,在宇宙人生的究竟问题上曾下过一番探索研讨的功夫。他对佛学研究是实事求是的,观点也是中肯与客观的。这与章太炎那种反覆无常有着根本的不同。但他毕竟仅是个佛学的研究者,是学佛的同路人,没有依教奉行与修持实践,因此也不可能深沾法益,实现他响往的华严行愿。当然更未能深入经藏,修定发慧,亲证涅槃的最高境界。这是名士学佛的通病,是值得引以为训,警惕改正的。

摘自《内明》1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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