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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铜镜中的佛教文化
1.汉朝时代
佛教传入中国,究竟始于何时,史家众说纷纭。譬如说,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便传说有博士弟子从月氏国使臣口授佛经。[1]然而近代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佛教正式传入中国,应该是在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2]相传明帝因梦见佛陀而派人到西域求佛法,在月氏国(即今新疆伊犁河上游一带)遇见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于是邀他们回洛阳,并用白马驼着许多佛经带回中国。永平十一年,明帝为两位印度僧人在洛阳建造了中国第一座佛寺,称为白马寺。这两位僧人曾翻译了一部份佛经,即今现存的《四十二章经》。但据近代学者考证,现存的《四十二章经》并非出于汉人手笔。 然而由史料来看,后汉桓帝年间(公元158至166年),楚王刘英,崇奉黄老与浮屠(即佛陀)之教,桓帝宫中亦建有黄老及浮屠之寺。到了后汉献帝之世,又有笮融建佛堂,并率众修持颂经法会。以此可见,佛教传入中国,有信史可查至迟是在后汉桓帝时代。其实,佛教传入中国乃是渐进的,可能早在秦始皇时代,借着往来于西域的商人,直接或间接地带来了一些佛教的事物。至于中国人信仰佛教,大概是到后汉时代才开始。
2.三国时代(公元221-265年)
在魏、吴、蜀三国鼎立的时代,佛教在中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在北方的魏国及南方的吴国,有关蜀国的佛教史料则很少。由于曹魏建都于洛阳,所以魏国佛教可以说是汉代佛教的延续。在这个时期,仍有不少印度和西域僧人来华,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其中最着名的是昙柯迦罗及康僧会。
三国时代只有五十多年,从佛教的发展来说,尚属启蒙阶段,因此在思想的建树上,可述者不多。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许多文人崇尚清谈之风,有名的竹林七贤,就是那个时代的人物。他们放浪形骸、隐遁山林,批判礼法不遗余地,又纵论老庄之学。当时儒家的地位极为没落,道德沦丧、风纪败坏莫此为甚。由于在乱世生活太痛苦,因此人们兴起出世的愿望。佛教于此时传入中国时机上可算是趁虚而入,恰逢其时。然而,正如当代儒家学者韦政通指出,这也是后来的一千多年中,中国文化始终未能脱离出世倾向,甚至日趋衰危的主因。
3.西晋、东晋时代(公元265-420年)
西晋时的佛教活动,仍以译经为主。其中最杰出的译经师乃是竺法护。他长居在敦煌,并曾随师周游西域,通晓西域三十六种语言。他曾译出《般若》、《法华》、《华严》、《涅盘》等经,共约一百五十多部三百余卷经典。对佛教文化的贡献极大,因此被尊称为敦煌菩萨。
东晋时期中国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南方为东晋所统治,北方则是由匈奴、鲜卑、羯、氏、羌等族所建立的十六国所管辖。这些北方的统治者,多数来自西域,同时他们也想利用佛教来巩固其政权,并与以儒道为主流思想的汉族相抗衡,因此,他们往往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其中后赵(公元319-352)的石勒石虎,前秦(公元351-394)的符坚等人,更是提倡佛教不遗余力。因此,佛教在中国北方开始盛传。
此段时间,正是儒家势力衰微,而神仙方术的庸俗信仰与老庄思想勃兴的时代,人们对怪力乱神的事大感兴趣。佛教是外来的宗教,它在此时大盛,也与此有关。日本当代佛教思想史权威柳田圣山认为,佛教之所以能强烈地吸引中国人的兴趣,恐怕不纯然是教理的理解问题,而与人们希望长生不老,喜欢探究超自然的能力有直接的关连[8]。佛教首先即以此通俗信仰的型态,生根于中国社会之间的。
4.南北朝时代(公元420-580年)
东晋灭亡之后,继之而起的王朝,在南方有宋、齐、梁、陈。在北方,则先由魏统一五胡,然后再分裂为东西两半。东魏之后为北齐,西魏之后为北周,最后才由隋统一南北。前后共历一百六十年。
这个时期的佛教,由于地域的分裂而产生南北两种传统,有南义、北禅的各自特点。南朝佛教继承东晋佛教的传统,偏尚玄谈义理。史谓江东佛法,弘重义门佛化虽隆,多游辩慧,正反映了这个特点。当时涅盘、成实、三论等学说都十分流行,关于涅盘与佛性,顿悟与渐悟等问题,也辩论得很激烈。同时,佛教界和知识分子间,也因为因果报应和神灭论等理论问题展开了争论,其规模之大和论战之激烈,在中国古代思想上是罕见的。
南朝的帝王,多信佛教并予以保护,特别是梁武帝(公元464-549)对佛教的重视和尊崇更是空前绝后的。他曾宣布佛教为国教,不但花费大量钱财建佛寺佛像,举办法会,还有三次舍身到佛寺为奴,然后再由群臣以亿万钱奉赎回宫,从而充实了寺庙经济。
北魏鲜卑族拓跋氏兼并北方诸国后,一方面尽力汉化,另一方面又利用外来的佛教来消除汉人的民族意识。所以自北魏建国者道武帝(公元371-409)起,北朝帝王也大都信奉佛教以收揽人心。虽然中间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曾有崇道毁佛运动发生,唯其毁佛时间,均不太长久,而且后代又往往很快恢复佛法,因此影响不大。总的来说,佛教在北朝统治者的扶持下,播范围极为广泛,并留下了许多伟大的佛教石刻艺术。如龙门石窟,即其一例。
5.隋唐时代(公元581-906年)
中国佛教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开始从印度佛教中独立发展起来,而在隋唐时期达到最高峰。事实上,直到隋唐时代,才有纯中国的佛教宗派出现。而南北朝时代的各宗,除了极少数之外,都逐渐被新兴的中国佛教宗派摄融,而失去了独立的精神。隋代虽然立国短暂,只有三十七年,但因为在政治上统一了南北,也促使佛教的南北两大体系被综合起来。南方佛教的思辩化,和北方佛教的实践性,至此达到有机性的统一。隋文帝自登基之后,就改变了北周武帝灭佛的政策,而以提倡佛教作为巩固其政权的方针之一。他甚至设立僧官以管理僧尼的事物。隋炀帝也笃信佛教,他曾尊称智顗为智者大师,对智顗创建天台宗提供不少助力。由于隋朝统治者扶持佛教的政策,使寺院的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然而也因此在隋末的农民战争中,僧侣地主与世俗地主一样,都成为农民起义军打击的对象。
唐代初期也十分支持佛教。唐太宗(公元599-649)很重视佛经的翻译工作,特别为自印度取经归国的玄奘建立了大规模的译场。他也下诏在全国各地广建佛寺,以悼念阵亡将士,安抚人心。由于唐太宗对各宗教都采宽容政策,因此景教(基督教)、摩尼教以及波斯祆教,都于此时经由西域传入中国。 后来武则天更是崇佛信经。她一方面利用僧人怀义等所伪造的《大云经》和《宝雨经》为自己的篡权称帝辩护,自谓系得到佛的授记(预言)。但是另一方面,她也赞助《华严经》的翻译工作,并支持法藏创立了华严宗。
中兴唐室的唐玄宗开始限制佛教的发展,但并未放弃对佛教的利用。然而由于寺院经济的过度发展,与国家经济利益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终于导致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的灭佛运动。这是一次对佛教空前沉重的打击,绝大多数佛教宗派从此一蹶不振,所以是佛教在中国发展鼎盛时期的结束。因此,唐武宗灭佛的前因后果,是值得详加分析的。
依据日本和尚圆仁所撰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载,武宗灭佛的主因是佛道之争。其实佛道之争,由来以久。早在两晋时代,就为了究竟是达摩(禅宗之祖)系老子的重生,抑或是老子乃佛陀之弟子,佛道人士起争执。后来道教人士更以三个理由排斥佛教:(一)佛教不适合中国国情及生活。(二)道教比佛教根本。(三)灵魂的死灭(即神灭说)否定了轮回理论。[13]结果佛道两教人士都为了要证实自己的论点,不惜伪造典籍,互相攻击。等到他们争吵到难以忍受时,公元574年北周武帝便下令两教的两万僧侣还俗。在唐代,佛道两方为要争取皇帝的青睐,也常常互相攻讦。所以唐初佛道两教势力互有消长,有的皇帝重佛轻道,有的则重道轻佛。
唐武宗笃信道教,而且他认为佛道不能并存,所以他千方百计地利用道教排斥佛教。加上他认为佛教破坏了儒家极力维护的君臣、父子、夫妻关系的准则。为了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必须抵制佛教的发展。因此圆仁说:今上(武宗)偏信道教,憎嫉佛法,不喜见僧,不欲闻三宝(佛、法、僧)。
但是武宗灭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乃是经济因素。依据《新唐书食货二》所记,当时有僧尼二十六万五千人,田数千万顷。这样多的土地、人口不为政府所有,当然会严重影响政府的税收来源。所以《旧唐书武宗纪》说:晋、宋、齐、梁,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武宗对这个问题极为重视,这恐怕才是他灭佛的根本原因。
6.五代及宋朝时代(公元907-1280年)
唐朝经过二百九十年而亡,其下则为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及后周,约五十年间,合称五代,然后就进入宋朝。五代时期,后周世宗又有一次破佛运动。然而宋太祖灭北周后,便又开始采取保护佛教的措施,并修建佛寺。中国的第一部雕版《大藏经》,共五千零四十八卷,就是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刊行完竣。
后来,北宋徽宗曾强令佛教与道教合流,改寺院为道观,给佛教沉重的打击。但是不久佛教又恢复了元气。宋室南迁之后,对佛教采取利用和限制的两面手法。而与宋朝相抗衡的辽、金两国,也都采取保护佛教的政策。辽国时期,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华严宗最为兴盛。金国时代最流行的是禅宗。西夏国也将全部《大藏经》翻译成西夏文字。
但是总的来说,在这个时期,佛教已由高峰滑落。只是佛教在各个地区的兴衰情况不一,各个宗派的起伏也不相同,充份表现出佛教各宗派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特色。天台与华严两宗,虽然曾有短暂的复苏,但是独领风骚的还是禅宗。
7.元、明、清朝(公元1280-1911年)
元、明、清三朝,中国佛教的情况,可以说是每下愈况。元朝对各种宗教都持宽容的态度,但是最受重视的,还是***教(密宗)。因为元世祖忽必烈笃信喇嘛教,奉西藏名僧为帝师。但对佛教的发展来说,可以算是有害无益。同时,自唐朝末年开始蓬勃发展的秘密宗教,也结合了佛道思想,以反抗蒙古人统治的旗号,深入民间。这种非道非佛的秘密宗教,造成佛教的混乱。迄今,这种深入中下层社会的秘密宗教,仍极为活跃。
明太祖原系僧侣,对佛教的护持应该是毫无疑问的。然而由于他出身秘密宗教之明教(白莲教之前身,与摩尼教和弥勒教有关),深悉宗教力量庞大,乃再度以既利用又限制的两面手法来对待佛教。他规定僧尼或居山泽,或居常住,或游诸方,不干于民。这使得僧尼的经济只好建立在寺产和经忏上,而不能建立在广大的信众上,这造成佛教的没落。[19]同时他还曾露骨地表示:释道二教,自汉唐以来,通于民俗,难于尽废,惟严其禁约,毋使滋蔓。更使得佛教的发展,无形中受到许多的限制。
清朝基本上继承了明朝的佛教政策。历代皇帝对佛教既有保护和扶植,但也有些限制。大清会典的律令规定:僧道不得沿门化缘,不得外出,妇女不得到寺庙进香礼拜等。乾隆皇帝更公开表示,释道是异端,并希望佛道人士可渐次减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佛教的衰颓,是在所难免的。
以上内容为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后在历朝历代的发展,接下来我们详细讨论佛教文化对于铜镜纹饰与主题的影响:
佛教对镜的利用,精神哲理层面高于实用物质层面,玄妙佛法借镜便利了传扬,但任何一种文化对另一文化的吸收利用,其作用都不仅仅是单向的。佛教对镜的运用,也使镜的文化内涵更为丰富,这在我国镜文化的发展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佛教传入中国早期,有着本土文化的抗衡,直至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才较盛行。此时的中国镜文化,逐步受到佛教的影响,镜背主题纹饰中出现了类似佛像或模仿佛像的神仙像。洛阳汉魏墓区出土的铜镜,纹饰中有似佛的人物背及座垫两侧有上卷和下卷的辐射光束。座垫以下有一盛开的多瓣大花,形似莲花,这虽不能断定为佛像,但至少是已受到佛教文化影响的神兽镜。1964年湖北鄂城寒溪公路上出土一件带佛像的神兽镜,主题纹饰中有一组为二尊佛像。佛兽镜体系的形成,是佛教盛行的反映。镜纹中出现的莲花、项光、狮子等都是与佛教密切相关的艺术造型,其余部分则与传统神兽镜同,由此可见佛教的逐渐渗透过程。在湖北鄂城出土的变形四叶八凤镜中,有一类佛兽镜,四叶中均有佛像,三片各为一跏趺坐释迦像,有项光、莲座。另一瓣中为三尊像,中为勇猛跏坐释迦像,有项光、莲座,后有侍者,前跪菩萨,还有佛龛之形,不难认定为佛像。此类镜在美国、日本、德国均有收藏,主题佛像一致,只是细节有所不同。这已不再是神兽镜中神仙像的简单替换,而是佛教色彩浓厚的佛像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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