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律在云南佛教中的实施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严耀中

佛教以“戒为无上菩提本”[1],通过作为行为规范的戒律来体现佛教作为人类道德源泉之一的价值,故戒律的实施情况实际上是判别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形态在社会中强弱兴衰的重要依据。古代云南地处汉文化圈的边缘,几种文化在此相交。就佛教而言,汉传佛教、藏传佛教,还有直接过来的印度佛教亦在此交汇。这种情况下,其中汉传佛教的戒律会有什么特点,产生了什么作用?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存在于现今云南地区的佛教,有史可查的起于唐朝时期的南诏,那时当地除了有被称之为阿吒力教的云南地方密教教派外,已经有汉传佛教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写入史文的当时高僧中大多与戒行有关。如《康熙云南府志》卷十七“仙释”部共记载唐代僧人三位,其中在后来属于昆明地区的两位:觉印“戒律精严。母亡庐墓,刺血写经”;道清“精研内典,有苦行”。说明他们之被载入史册,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戒行突出。另《正德云南志》卷三十五“仙释”条亦载唐代僧人道安“精修苦行”等等。当然这些明、清时所修方志由于离唐朝年代遥远,记载不一定很正确,如觉印可能与觉胤(脱空)[2]为同一人,因为二者事迹雷同,但云南佛教先行者们与戒律的密切关联却是十分鲜明突出的。此风一开,络绎不绝,如郭松年《大理行记》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十分明确地将遵从“斋戒”作为当地佛教流行的一个特色。

戒行卓着的高僧在明清两代遽然增多。如着名的有明代云山和尚,“昆明县官渡里人,自幼居禅林,习清净,精戒行”[3]。又如天王寺历代住持若良朋等,也都“戒行精专”[4]。鸡足山的大力师以“苦行清修”闻名[5],当地着名的律僧还有玄远、玄顶、照敏、广函等[6]。再如僧本悟“戒律精严,食惟茹菜,足不着履者三十余年。远近□曰:菜斋和尚”。僧读彻“戒行坚苦,有才名”等等[7]。邹应龙《云南通志》卷十三“仙释”里还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如明代临安府的僧衍乘“晓佛法,戒腊精专”;僧畔富“少绝荤”;曲靖军民府的真峰长老“苦行四十余年,画夜不寐”等等。清代此类高僧也不少,如净脉“童年祝发,便知苦行。后游云州,栖於云兴古刹及玉皇阁,朝夕讽诵,火种刀耕,自食其力”[8]。如惺惺“戒行专一,数年不履城市”,无语也“诵经静室,冬不炉,夏不扇者三十余年,趺坐山巅,雉鸟群集。土人所供衣食,咸分给贫乏”[9]。还有尼空元“十四岁祝发家居,不见外人。……五十余年独坐一室”[10],戒行也非常显着。尤其是出生楚雄的读体,不仅“结界立规,率先躬行,是制必遵,非法必革”,而且着有《僧行轨则》、《毗尼止持》、《毗尼作持》等律学作品,成为律宗大师[11]。虽然他后来游方去江南,但他这种事业向往当与萌发他学佛的地域缘起是一致的。陈垣先生据地方志统计,仅鸡足山一隅,便有“静室一百七十余所”,这些作为“释子潜修之地”的静室兴起,是因为“惟僻则静,故修苦行者多来此习静,禅斋精舍,遂独冠于世”[12]。也就是说当地佛教静室的普遍也是和严守戒律之风密切关联的。而“鸡山之有静室,始於万历。至徐霞客游山时,不过数十年,而已遍於各地”[13],丽江一带也“真修者甚多,各住一洞”[14],且多在荒山僻壤或少数民族杂居之处,往往是汉人和汉文化在那里独有的存在,其与讲究戒律在时代上也是相伴随的。

诚然,守戒奉律是每个僧人都应该做到的,古代高僧们的传记中也往往提到这一点。但对比起来,古代云南的高僧们还是有两个特点。其一是载明戒行突出的僧人比例要比一般高僧传中略微高些。他们的戒行也很突出,如明代护国寺僧大乘被当地人称为“淡斋师”,当地人说他“损口苦体,以供大众。有予以衣者,辄复予人,有饷食者,己不盐不油,惟恐众口弗适”。他把克己守戒提到菩萨行的高度,故时人评他“苦行勤修,世所未有”[15]。其二是此类戒行昭着的高僧在记载里较集中于唐代和明清这两个时期。产生这二个情况的原因除了云南是一个边远地区,汉文化至唐代才开始在那里产生较大的影响外,与云南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包括多种佛教的交会点有很大关系。这种情况是从唐代开始的。唐时云南地区的主要政治是南诏国,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当时南昭有本民族的原始宗教,有道教,有伊斯兰教,南昭佛教也是由多种成分构成的。已经有很多学者对南诏佛教进行过研究,有一点是得到了普遍的共识,那就是当地佛教受到了汉、藏、印度、甚至东南亚上座部佛教等多方面的影响,虽然在侧重点上有着很大的分歧。无可否认,宗教之间的竞争是一个事实,而道德表率正是取得人们宗教认同的一种重要方式。戒律的一大功能就是保证僧侣起好道德表率作用,故在文化交汇的唐代,作为汉文化进入该地域的佛教僧侣就特别注重遵戒守律了。

元代在云南设立行省,加强了云南与中央的政治联系,为当地和内地在佛教形态上走向一致,创造了有利前提。明清两代,随着云南地区经济的发展,为寺院建设,亦即是汉传佛教的发展,具备了良好的物质基础[16],至清代汉传佛教寺院已达千余座之多。而当时汉族军民的大举移入,仅“大约在嘉庆、道光之际,迁入云南山地的农业移民至少有130万人”,“除农业移民外,还有100万左右的矿山工人和他们的家属”[17],为当地的汉传佛教提供了充分的信徒资源。同时,随着明、清两代朝廷在云南陆续地实行改土归流,中央对云贵地区的政治控制大大增强,那里的汉化程度也不断加强[18]。已经作为汉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汉传佛教不仅更大规模的进入该区域[19],而且要对已经是混合型佛教教派的当地阿吒力教进一步汉化,所以作为汉传佛教主要特征之一的戒律当然要被突现出来。另一方面,当地的历代官方也充分意识到,推行汉传佛教,强调戒律的作用,亦有助于强化中央对云南地方的统治。如明太祖曾诏令“但有讨度牒的僧,二十以上的,发去乌蛮、曲靖等处,每三十里造一座庵,自耕自食,就化他一境的人”[20]。即所谓“佛之於云南有足以时君之化者,其来也非一日也。彼其沉毅悍挚之性一旦归於清净慈俭之宗,此盖威武之所不能屈,教化之所未易渐。而净名之徒深居寡言,衣坏食淡,合掌趺坐,伏而扰之,若不劳余力焉,亦岂小补之哉。世祖皇帝征氐羌归,乃表异释氏,隆其师资”。明代一位叫王遵的知府也称佛教“将以空化执,以福利化贪,以地狱化顽悍。且民庶畏天威,矧习佛教,咸帖然听约束,少有违犷者,必相率斥之。……学佛心则明伦,於家即奉法,於刹非法不服,即非缁不披,遵鲜度以持戒,循信义以为定”[21]。如此利用扩展佛教的约束来规范安定边地社会,是统治者最说明问题的直白。特别当时云南被视为瘴疠之地,在医药不发达的古代,“内地兵一万至其地者,常热死其半。故调一兵,得调者先与七八金安其家,谓之‘买金钱\’,盘费、刍菽不与焉。故调兵一千,其邑费银一万”[22]。用武力***既然事倍功半,这就更需要攻心为先,于是标榜戒行的高僧们也就无意中再一次走在这潮流的前头。

通过以上两种情况的分析,第一是可以看到遵戒守律的强调是和汉传佛教在当地的发展成正比关系的。即僧人守戒明律者多时,佛教教团就会团结有力,如明僧照敏能“精严於律藏,以故领众咸服其德”[23],佛教就会兴盛。且戒律严明就能作为社会道德表率而赢得好名声,所谓“有戒行,人重之”[24],对僧人、对佛教永远都是如此。如明季来自北直隶僧宝藏在尖山“与其徒径空觅山至此,遂龛坐篷处者二年。今州人皆为感动,争负木运竹”[25],造成了佛寺。再如有一位十三岁少年王立毂听了明代鸡足山高僧无心一席话后,竟“遂请终身持素斋”[26]等等。有意思的是,当地人们也意识到由中土传入云南地区佛教戒律和汉文化之间的关系。如李源道《威楚万春山真觉寺记》云:“西方氏之律则严也,顾其善恶因果之说,往往与易书合”[27]。又王继文《佛海精舍记》云:“使斯长治而不乱者,亦归之仁而已矣!滇人崇善乐施,佛寺甲西南,其地被兵虽久,无大患害,以其俗恶杀而好生也”[28]。这正是佛教戒律熏陶的结果。这其实也是古今中外佛教乃至所有的宗教之通则。第二,汉传佛教的发展又是和朝廷在云南政治控制力和中土的文化影响的加强有关。因为当一种文化与一种政治制度都建筑在同一个社会价值标准之上时,两者必定是影形不离的。从唐代开始,儒家的价值观念已被佛教所全面接受,成为此后三教合一的基础[29],并成为中土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在云南亦是如此,明末徐霞客游滇时,常见寺庙内住有读书人,不少僧人出生儒生,如“精戒律”的洪度原是“万历戊午举人,任原武县令”[30],有的死了当地官方还因此将他“以儒礼葬”[31]。鸡足山的龙华诸寺“僧多书香子,故亦彬然可观”[32]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两者的结合度。所以体现中土文化的佛教和中央政治势力在边远地区的加强巩固同步一致,就不足为奇了。

总而言之,戒范律学的发扬虽是古代云南佛教的一个方面,但由于其被赋予的历史使命超出了宗教的范围,与当地的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相益彰,所以显得特别兴盛。这也附带说明,佛教永远是社会中的宗教,它的兴衰演变也一直是和社会政治经济诸多因素密切相关,古代云南佛教里的戒律实施状况也实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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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驮跋陀罗译《华严经》卷六《普贤菩萨品第八之一》。

[2] 见周季凤编《正德云南志》卷三十五“仙释”条。

[3]《正德云南志》卷三十五“仙释”。

[4] 邹应龙修《云南通志》卷十三“临安府天王寺”条。

[5] 《徐霞客游记》卷七上《滇游日记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35页。

[6] 均见高奣映编修《鸡足山志》卷七。

[7] 皆见范承勋等修《康熙云南府志》卷十七“仙释”。

[8] 朱占科修《光绪顺宁府志》卷三十七。

[9] 皆见范承勋等修《康熙云南府志》卷十七“仙释”。

[10] 祝宏修《雍正建水州志》卷九“仙释”。

[11] 《新续高僧传》卷二十九《清江宁宝华山隆昌寺沙门释读体传》。

[12]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卷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8、69页。

[13] 《明季滇黔佛教考》卷二,第69页。

[14] 《徐霞客游记》卷七下《滇游日记七》,第877页。

[15] 《徐霞客游记》卷五下《滇游日记三》,第732页。

[16] 云南地区的汉传佛寺设立大都在明、清两代。此可参见各云南地方志,亦可参见王海涛《云南佛教史》“附录2”,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639-649页。

[17]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页。

[18] 参见拙着《汉传密教》第十六章,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19] 在《徐霞客游记》中可常常见到诸如北京僧、南京僧、河南僧、陕西僧、北直(河北)僧等称,曾与徐霞客同游的静闻僧“戒律精严”,则来自于江苏。比徐更早的王士性也在他有关云南的游记中提到长安僧等,说明当时云南的僧人来自全国四面八方,其足迹遍于云南的穷山僻壤。他们是汉传佛教在明代大举入滇的代表。

[20] 《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洪武二十一年”条。

[21] 分见《云南通志》卷十三“姚安军民府妙光寺”条和“雄楚府平南寺”条。

[22] 王士性《广志绎》卷五“云南”条,载《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88页。

[23] 高奣映编修《鸡足山志》卷七《律僧照敏传》。

[24] 见曹树翘《滇南杂志》卷十“志登”条。此句指的是僧志登。文中又说“曹溪僧道成事大同小异”。

[25] 《徐霞客游记》卷八下《滇游日记九》,第977、978页。

[26] 王士性《五岳游草》卷七《游鸡足山记》,载《王士性地理书三种》,第148页。

[27] 载《正德云南志》卷四十三。

[28] 载《康熙云南府志》卷二十一。

[29] 参见拙文《论“三教”到“三教合一”》,载《历史教学》2002年第十一期。

[30] 《雍正建水州志》卷九“仙释”。

[31] 徐霞客游记》卷五下《滇游日记三》,第733页。

[32] 高奣映编修《鸡足山志》卷八“风俗·鹤庆府”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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