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茶饮历来有“茶兴于唐，盛于宋”的说法。

唐代茶饮以烹煎为主，称之为“烹饮法”。采摘新鲜茶叶先蒸熟，后焙干碾成粉末，添上油膏、米粉等制成饼茶。饮用时，将茶饼捣碎，放上调味佐料（盐、姜、葱、枣、橘皮、薄荷等），烹煮成茶汤。

正好唐代诗人卢仝《茶歌》：“摘鲜焙芳旋封裹，纱帽老头自煎吃。”

宋代茶饮流行“分茶”，称之为“点茶法”。在唐代的基础上发展，包括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焰盏、点茶等一套程序。但是，饮用时不添加调味配料，追求茶的“真香灵味”（宋徽宗赵佶语）。

先把团茶、饼茶碾成粉末，然后用沸水点冲；饮茶时往往连茶粉带水一起喝下。

到了明代，茶饮方式提倡从简行事。这一变革主要体现为“瀹饮法”，即以沸水直接冲泡茶叶，无须经过以往的炙茶、碾茶、罗茶等工序。

最早提倡“瀹饮法”的是明代宁王朱权。朱权（1378年—1448年），别号涵虚子、丹丘先生、臞仙；自署大明奇士，安徽凤阳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封藩大宁。

当时，年仅十多岁的宁王朱权统领塞上九十城，拥有甲兵八万，战车六千，特别是麾下朵颜三卫骑兵，骁勇善战。史称，朱权“智略渊弘”、“威振北荒”。

朱元璋死后，建文元年（1399年），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起兵“靖难”夺权。由于顾忌其弟朱权兵强势壮，先骗朱权入燕军，将其掌控起来。待朱棣登上皇位后，永乐二年（1404年）却未放朱权回大宁，而是改封南昌（今江西南昌）。

在皇室猜疑、倾轧下，幸存性命的朱权，自此韬光隐晦，在住处修造一所精庐，终日读书鼓琴，与文人雅士相交往。寄情于道教，并以音乐、戏曲自娱，自号“臞仙”。

可是，朱权仍然难逃统治者的监视。永乐年间，有人曾举告其巫蛊诽谤朝廷，后经上头派人秘密查探，认为“查无实据”，才不了了之。明成祖朱棣死后，法禁稍见松懈，朱权上书朝廷，申诉南昌并非其封国。

而作为其亲侄的明仁宗朱高炽，却毫不客气地拒绝朱权离开南昌。甚至，明宣宗朱瞻基宣德年间，朱权已是知天命之年，还有官府上门找麻烦，使其过着忍辱负重的日子。

因此，朱权晚年崇尚道家思想，完全是一种无奈之举。他追求老庄思想归复，“道法自然”，强调“无为自化”、“清静自正”。以追逐自然清新的生活方式，讲求宁静恬淡的生活情趣，构筑其人生失意时的“隐循之所”，自舔其精神伤痛之处。

朱权著有《茶谱》一书，对茶品、茶具、饮茶方法等茶事活动有明确具体要求。其认为茶发“自然之性”，饮者要“清心神”、“参造化”、“通仙灵”，追求秉于性灵，回归自然的境界。

对茶具反对繁复华丽和“雕镂藻饰”，形成一套“从简清饮”的茶饮方法。应当说，朱权改革传统的茶饮方式，“取烹茶之法，末茶之具，崇新改易，自成一家”。

由于“瀹饮法”对茶汤色、香、味的追求，还刺激了白瓷以及青花瓷的生产发展；同时，促进我国茶叶生产技术的进步，散茶的品种迅速增多。

鲁迅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谁又料到，连寻常生活中的茶饮方式变革也与道家有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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