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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像量度经》

汉传人物2024-06-16 11:57
简介《造像量度经》优填王所制的佛像被广泛模拟,但也受到过限制。因为有人认为,轻率地模拟可能会减损佛陀的精神和形象。佛陀即将示灭时,弟子们逐渐开始深思佛像的问题,因为..

《造像量度经》

优填王所制的佛像被广泛模拟,但也受到过限制。因为有人认为,轻率地模拟可能会减损佛陀的精神和形象。佛陀即将示灭时,弟子们逐渐开始深思佛像的问题,因为涉及到佛入灭以后的佛弟子还有无福报再见佛陀的问题。于是诸大弟子请教释尊应如何塑造佛像。

《造像量度经》记载了佛陀为舍利弗说造像量度法则的因缘。当时,佛正要上升忉利天为母说法,这时舍利弗尊者向佛陀顶礼,问道:您不在的这段时间,如果有人怀念思慕如来,希望能见到您而发愿制造佛像,那么造像的法度应该是怎样的?佛说:我现在是暂时升到天上,在没有返回期间或我涅槃后,如果有这样具备善根的人,想瞻仰我的形貌,并且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利益作福田的缘故,发愿塑造佛像,那就应当遵循量度法来造像。之后,佛运用相对比例关系,周身详解与佛身相关的尺度,为舍利弗宣说了造像的量度,以便进而做法度方面的深入解析。当时,佛的座下至少已有两位资深工艺师(优填王的工匠与舍利弗尊者),对造像法度进行了全面学习。

这部佛经是汉传佛教古代译经中的最后一部作品,因为年代较晚,该经的真实性曾一度受到学者们的质疑。但后来通过国际学术界的反复论证,《造像量度经》的历史依据终于大白天下。学界通过持续的研究,发现在佛教的众多艺论中,总能见到有关量度学的内容。比利时学者魏查理在《造像量度经研究综述》一文中说道:人们常提到的量度学注疏《广集》乃是跋多波罗于公元6世纪写成的,量度学经典的梵文原本也频频被发现。在《北京版藏文大藏经总目》中,《造像量度经》的原著及注解至少有四种:

A. No.5804,Dasatālanyagrodhaparima??alabuddhapratimālak?a?a,《如尼拘楼陀树纵围十搩手之佛身影像相》,即《造像量度经》(Pratimālak?a?a);

B. No.5805, Sa?buddhabhā?itapratimālak?a?avivara?a,《佛说造像量度经解》,是对《造像量度经》的注疏;

C. No.5806,Citralak?ana(of a crakravartin),《(转轮法王)画相》;

D. No.5807, Pratimāmānalak?ana,《身影像量相》,也称ātreyatilaka。

除了《画相》的梵文本尚未被发现,其他三部经典的梵本都完好尚存。A、B和D的藏文本是由藏人扎巴坚赞和印度人达磨多罗合作译出的。《造像量度经》的汉文本则由清朝的工布查布译自藏文,他还撰作了《造像量度经引》、《经解》与《续补》(编在经文前后合为一部,收于《大正藏》第二十一册)。

根据《造像量度经引》记载,自东汉时期佛像由印度传入中国开始,举凡造像都以印度请来的佛像为模式。制作秘诀,由造像的工匠们以口传身授的方式世代相承,这是中国特有的汉唐佛像的主要制作途径。

到了元代,尼泊尔艺术在中国的影响如日中天。

当时蒙古皇帝忽必烈崇信佛教,拜西藏高僧八思巴为国师。八思巴曾从尼泊尔请来很多能工巧匠,在西藏建造黄金塔。塔成后八思巴回朝,将其中技艺超群的阿尼哥也请到了京城。阿尼哥在土木建筑、佛像塑绘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那时宫中有一尊针灸铜人像,年久损坏,之前的工匠们无人能修,阿尼哥奉命进行修补,修缮得精美绝伦,于是名声大震。

阿尼哥受到重用,成为忽必烈宫廷中重要的艺术家和官员,其一生在中国佛教建造史上留下了很多奇迹。他在北京设计建造的白塔寺,至今完好尚存。

《造像度量经》的译者工布查布是蒙族人,出生在蒙古乌朱穆秦奇渥温部落。他为人朴素耿直,深通五明,精研造像。幼时工布查布便承康熙帝鞠育之恩而为仪宾(即外事官员),因而与藏区高僧多有接触,精通藏语。雍正时他担任西番学总理,负责藏事工作,监管翻译事宜。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工布查布创译《造像量度经》,时任大清内阁掌译番蒙诸文西番学总管仪宾,当时诸多高僧大德以及庄亲王允禄(爱月居士)均为之作序[1]。

对于本经的翻译因缘,工布查布曾在《造像度量经引》中自述云:

余先在恩师敕封弘教三藏广智法王宝榻前亲受《密集》曼那罗尺寸时,并得佛像及塔之尺寸,附安藏法要集偈番本。虽未能熟习,亦自知珍惜之,盖慎藏而弗失者有年矣!今中土之佛像,有所谓汉式者,有所谓梵式者然迄今历代,竟未译出其经传。若有离宗失迷口授尺度久讹不归者,固无可评正矣

予平素留意于斯,然非用佛说经义,莫能证鉴,故每为之迟迟。适陕西洮州敕赐禅定寺崇梵静觉国师喇嘛来朝,晤于公署国师赠经之模本,并图像五篇,俱择日而程其功仰赖佛力,已获垂成。凡我同好,永远供为资粮矣!

工布查布对于促进汉、藏、蒙等民族文化交流也有巨大贡献。他完成了很多满文经典的蒙文翻译工作,并参与了清代各种语言《大藏经》的出版。他还将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完整地译成了藏文。

以上大致呈现了佛像开始出现,逐渐形成敬造规范以及这类法度流传的过程。汉唐以来的佛教造像多以印度传来的成像作为样本,进行建造,即所谓汉式(或称唐式);而元代及以后,佛教造像多受藏本《造像量度经》及阿尼哥传入的梵式造像影响。这基本上是后出佛像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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