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汉地，时间最长，发展变化最多，影响也最为广远。大体说来佛教与汉民族文化的结合是沿着三方面进行的，即佛教的学术化、艺术化、和社会化。

一、学术化：佛教传入中国时面临一个民族传统文化高度发展的社会。从一开始，这个社会的知识阶层，就把佛教作为一种思想学说来接受，钻研讲习，不遗余力。由于书写工具的便利，每一新译经论不久即可传遍全国，讲、录、注、述，蔚然成风。因此，在教理、教义的研究方面很快达到高水准，赢得当时国外佛教学者的赞美和崇敬。如东晋时的道安(３１２３８５)，被西域的佛教大师鸠摩罗什誉为东方圣人，恒遥而礼之。北魏时的昙谟最，妙达《涅槃》、《华严》，印度的佛教学者菩提留支来华，见而礼之，号为东方菩萨，又把他的著作《大乘义章》译为梵文，寄传大夏，彼方读者皆东向礼之为圣人矣。唐玄奘在印度被尊称为大乘天和解脱天，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历史事实说明，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教义的研究始终是发展的主流，由此引起十余种宗派的兴起和二万三千余卷大量译本及著述的出现。

二、艺术化：在佛教传入以前，中国的艺术和工艺已达到极高的水平，书法、绘画、制造工艺、纺织、建筑等的精美在世界上都冠绝一时。大乘佛教传入后，吸收了中国文化这一方面的长处，引起画像、造像、寺塔建筑等艺术和工艺的发展，佛教面目焕然一新。西元３０１年前后来华的耆域大沙门看见洛阳寺、塔、宫殿的壮丽，赞叹说：兜率天宫，仿佛似此。西元５１６年洛阳永宁寺建成后，菩提达摩祖师见之，口唱南无，合掌连日，赞叹说：此寺精丽，阎浮所无。极乐境界，亦未有此。他又看见修梵寺的金刚像，形像逼真，赞美说：得其真相。至于历史上一些著名画家如顾恺之、吴道子、扬惠之等为僧寺所作的壁画、塑像引起轰动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今天，敦煌壁画、龙门造像、乐山大佛、雍和宫大佛、札什伦布寺大佛、布达拉宫等以及遍布全国的寺、塔、石刻，其艺术上的价值已为世界所公认。事实上，大乘佛教的发展方向，是用中国文化中高超的艺术来表达佛教的思想教义。近代有人认为佛教是多神教，是偶像崇拜，这是不理解佛教教义和无视历史事实的一种误解。事实上，大乘佛教信奉诸法缘起性空的学说。

三、社会化：中国大乘佛教，继承龙树的一切资生事业悉是佛道和弥勒的成佛必须修学五明的思想，在僧俗信徒中产生许多著名的学者，如一行、道宣、王维、孙思邈等人是天文学家、医师、史学家、文学家。到了禅宗六祖慧能(６３８７１３)时提出了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思想，以后的怀海(７２０８１４)，又提出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原则，将佛教融入社会，实现释迦牟尼佛的成熟有情，庄严净土的理想，大乘佛法进而发展为人间佛教。自西元九世纪后一千余年中，佛教的高僧大德从事造桥、修路、兴修水利、植树造林、行医施药、赈灾救难、救死扶伤、兴办社会福利、从事民族团结、整理文化遗产者代不乏人。举其著者，如深受禅宗思想影响的西藏宁玛派高僧钵阐布在担任吐蕃僧相时，力主和议，促使唐、番立碑结盟，结束了百余年纷争的局面，开辟了汉藏两族世代相交的新历史。明代僧人道衍(１３３５１４１９)，主持《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八卷的编撰，汇总了当时中国文化的全部内容，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此时大乘佛教的发展，已将佛教与中国文化完全地融合，二者无法分割。

藏语系佛教与本民族的文化融为一体，一方面在教义上保持印度原来的传统，另一方面在形式上也吸收了汉地文化和印度文化之优点，创造了极为光彩夺目的西藏佛教文化。

傣族巴利语系佛教基本上保持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统，在傣族各地区形成傣族文化主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发展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与中国的思辨哲学相结合，朝向学术化发展，对教义愈研愈精，由此引起各宗派的成立，使得佛教本身达到高度的繁荣。一方面与中国的精美工艺相结合，朝向艺术化发展，使得佛教成为绚丽多彩的艺术宝库。一方面与中国的人生理想相结合，朝向社会化发展，使佛教与中国社会密切联系。这三方面都使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大乘佛教提出菩萨应以五明为修学的主要内容以来，佛教已由避世潜修的宗教信仰和思辨哲学，转向世间的学术、文艺、理论科学、生产工艺的领域迈进。一千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吸取中国文化的营养，沿着人间佛教的方向发展，已获得很大的回响。释迦牟尼佛成熟友情，庄严净土的伟大理想，已在东方的广大地区，在一定的程度上化为具体的实现。在人类所创造的各个古老文化中，佛教已以其独具的精深哲学思想，丰富的精神财富，庞大的文献宝藏，及精美的文化遗产等等，成为东方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支柱，在长期进行的成熟友情，庄严净土崇高事业的同时，也使自身成熟起来和严净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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